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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德馨教授

秦佩珩著《明代經(jīng)濟史述論叢初稿》

　　中南財經(jīng)學院擁有包括秦佩珩在內的當時全國實力最強的經(jīng)濟史學學術陣容，抱冰堂距離中南財經(jīng)學院不到10分鐘路程，秦佩珩等教授喜歡在這里邊喝茶邊聊天，聊起張之洞的書，還成就了一段史學佳話。秦佩珩在鄭州大學任教時，出版了部分學術作品，為我國早期進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者之一。

　　教授常抱冰堂小聚

　　閑聊促成文史佳話

　　1955年，中南財經(jīng)學院開始設立古代經(jīng)濟史課程。1956年學校成立經(jīng)濟史教研室，由有“飛機教授”之稱的美國雙料博士吳澄華擔任教研室主任，吳其敬為教研室秘書。該教研室云集了秦佩珩、歐陽滌塵等著名經(jīng)濟史學者，是當時全國實力最強的經(jīng)濟史學學術陣營。開設了外國經(jīng)濟史、西方經(jīng)濟學說史、中國古代經(jīng)濟史、中國近代經(jīng)濟史等課程。

　　1907年，湖廣總督張之洞被召入京，授體仁閣大學士，任軍機大臣。他在湖北的僚屬為了紀念他，于1909年夏集資，在武昌蛇山南麓建成抱冰堂。此堂造型精美，四面檐下環(huán)以外廊，堂外樹大根深，花木扶疏，綴以假山湖石，逸趣盎然，景色宜人。后人于抱冰堂設茶館、在回廊內置藤椅，夏日涼風習習，很適合飲茶聊天。抱冰堂距中南財經(jīng)學院不到10分鐘路程。1956年9月到1957年夏初，趙德馨與同一教研室的吳澄華、彭瑞夫、秦佩珩等，經(jīng)常于晚飯后到抱冰堂乘涼，每人租張?zhí)僖翁上?，買杯茶，邊喝邊聊，甚為愜意。在此紀念張之洞之地，免不了常聊起這位才華橫溢的官員兼學者。一日閑聊，秦佩珩說起張之洞于12歲便出版了一本書，書名中有“十二齡”三個字，但沒能說出書名的全稱。趙德馨對12歲出書之說心存疑惑，后來每到圖書館找書時，常問有無此書，卻無所得，但發(fā)現(xiàn)在許多書籍中提到了此書。后來趙德馨終于將其找到，并且收錄至《張之洞全集》。這段無意間的閑聊成就了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。

　　研究中國早期資本主義萌芽

　　1956年，河南籌備鄭州大學，秦佩珩前往鄭州大學任教。歷史系正在籌辦階段，課程不多。正因如此，秦佩珩在此期間閱讀了大量書籍，于群經(jīng)、史書、目錄、碑刻以及佛學古地理等，無不一一涉獵。此時，秦佩珩還正式出版了《明代經(jīng)濟史述論叢初稿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）等。由大學油印或鉛印的有：《中國古代地理學史剩稿》《中國史部目錄學論要》《南詔史淵源略論稿》等。

　　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一直是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。1962年，秦佩珩發(fā)表了《論中國十六、十七世紀中國社會經(jīng)濟的性質》一文，他旗幟鮮明地提出：“從16世紀到17世紀初，我國農(nóng)業(yè)中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資本主義萌芽。”這是發(fā)他人所未發(fā)。秦佩珩在論文中明確指出：“就16世紀到17世紀中國社會經(jīng)濟的性質來看，應該說是一個末期的封建社會。它和以往的封建社會不同之處，就是在它的內部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。正因為有了這種關系，當時生產(chǎn)關系就愈顯得復雜了。”

　　進入上世紀80年代，秦佩珩對這一問題又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，在《論中國資本主義的開端》一文中進一步指出：“明清時期，經(jīng)營地主經(jīng)濟佃富農(nóng)經(jīng)濟的登上歷史舞臺，致使農(nóng)業(yè)中開始出現(xiàn)資本主義生產(chǎn)關系的萌芽。這種新生產(chǎn)關系的萌芽，從隆萬到乾嘉，形成一個馬鞍形。這是當時歷史條件所決定的，是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必然規(guī)律。”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。

　　可以說，秦佩珩是我國早期進行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者之一。

　　學生撰寫回憶文章

　　講述為人師者本色

　　在鄭州大學教學時，秦佩珩也關心學生，體現(xiàn)了一個教師傳道授業(yè)解惑的本色。秦佩珩的學生孫憲周后來這樣回憶道：

　　先生研究中國經(jīng)濟史，尤精明清經(jīng)濟史。我在所學諸科中，比較愛好歷史，常常帶著問題去求教于先生。先生總是詳細講解、旁征博引，非到問題全部清楚不罷休；有時引用許多有趣的典故，加深了我對問題的理解。在先生的教導下，我的學業(yè)有了長足的發(fā)展。畢業(yè)分配時，當我提出要跟先生當助手時，班上某干部找我談話，說我資產(chǎn)階級思想嚴重，竟想跟一個資產(chǎn)階級教授走白專道路。我想不通，也很傷心，便去找先生說了此事，先生聽了臉色很難看，但還是勸導我說：“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，無論從學識及思想水平上，都趕不上新時代。你們年輕人前程遠大，要到社會上去見大世面。要學無常師，不要拘泥于一家之言。要像蜜蜂一樣，廣采花粉，才能釀出好蜜來。”

　　先生治學嚴謹，虛心好學，一生中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，遂成一代名師。他常常對我說：學業(yè)貴專，但首先要博，然后由博反約（專），方能窮一科之精要，只博不專，便成了雜貨鋪；只專不博，常會拘一孔之見，孤陋寡聞，不能窮通其中奧妙，很難取得成效。先生年輕時便博覽群書，他曾隱居于四川省的一座深山里，兩年不下山，苦讀二十四史，其他經(jīng)、子、集無不涉獵，為以后治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先生調到鄭大，正值政治運動頻繁之年，白天同學生一起勞動，批判，晚上讀書，寫文章。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間，大部分書被抄走了，還仍然偷偷讀書，從不懈怠。由于先生的勤奮，因而博學多識，諸如考古學、歷史學、詩詞、古泉學等無不精通。特別是先生的詩詞寫得好，風格豪放，工對嚴謹，練字精深，讀起來鏗鏘有力，朗朗上口。先生一生遍游名山大川，一有機會，便去旅游，盡管在艱難的歲月里，仍不輟此舉。每游一地，必賦詩填詞以寄雅興。每有新作，先生都寄給我。在先生的影響下，我也常步先生詩韻，寫幾句歪詩，不揣淺陋，寄給先生，先生看了不以為粗俗，反而認真修改，每個字，每個韻腳都反復吟改，然后再寄給我。可惜“文革”期間，先生寄來的大部分詩作和我的一些和詩，盡被燒毀了。